儒家区分·上智下愚”、“君子小人”，蒋庆也公然鼓吹人与人之间不平等，不能享受平等的政治权利。他说:·在选举制度上，西方贤不肖一人一票的普选制度王道政治也不能接受。因为在儒家看来，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人是不平等的，有道德上、智力上、学识上、能力上以及其它方面的种种差别，·…因此，在设计政治制度时，要考虑并且尊重这种不平等……具体到选举制度上，就不能不管人的差别一人一票，因为一人一票的所谓形式平等会造成实质上的不平等……极而言之，一个十八岁有选举权的不肖之人与孔子的差别，可以套用尼采的话，·人和人的差别比人和猿的差别还要大’。”
走进新世纪:新兴的网络民族主义
在2002年和2003年，中国和日本之间发生了一些事件，使得在一些青年中间反日情绪高涨，在一些城市还有一系列小规模的反日游行，但更多的反日情绪和言论是出现在互联网上，由此出现了新一轮民族主义浪潮。由于有关言论基本上都是发布在互联网上，所以国内和海外发明了一个新词:·网络民族主义”。有人把这一次的新民族主义的特点归纳为:一、与极左思潮不同，不支持专制主义；二、与锁国主义不同，反对媚外但不排外；三、与暴民政治不同，没有组织形态。
·网络民族主义”这个词很有意思，确实，由于网络巨大的、快速的传播功能，它为人们表达和宣泄民族主义情绪提供了平台，同时，它使这种表达发生在网络上而不是造成在街头和广场上的聚众和示威，因而有可能显得平和、有节制。当然也不一定就是这样，今年3月以来的民族主义，除了是·网络民族主义”以外，还应该加上“手机短信民族主义”，但它表现得并不平和节制，它的匿名特征为不负责任和夸张的激烈态度提供了空间，而且，我认为这种形式的宣泄很有可能对我们民族的国民性和心理素质造成坏影响，使一些人的言论和行为不一致，容易获得廉价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自我满足，但很少考虑作出实际努力和付出代价。
新的民族主义往往只会抄袭原有的意识形态。2006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个节目《大国崛起》，描述西方大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与经验，引起争论。一位官员兼学者批评说:西方列强的·崛起”史，就是他们帝国主义的·殖民史·、“侵略史·，同时也就是我们的·被侵略史”、“被殖民史”，对这样的历史顶礼膜拜是要不得的，带有盲目崇拜西方的成分；我们应该多宣传我们的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历史，也就是在20世纪社会主义思潮鼓舞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反抗侵略、挣脱压迫、求得独立自由和繁荣富强的历史。
2006年初，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系列片《施琅大将军》，以提倡儒学著称的陈明以表功的口气说:·施琅的电视剧是我最先倡议的。”他又表白:·我策划这个选题，主要是想唤起国人对台湾问题的关注，其次是想振作决策层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意志力和决心。”他鼓吹要有不顾一切攻打台湾的气概，他说:·能力都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有了意志和决心，一次打不下，可以再来第二次、第三次。这就叫血战到底”。我很惊讶，这种疯狂好战的言论怎么出自一个儒家学者之口？这说明，对民族主义的分寸把握不好，是容易走到危险道路上去的。
抵制家乐福:为什么经不起理性的考验
在具体讨论之前，可能有必要事先说明一下我的一般立场。我想，我的基本立场和朋友们一样，和中国任何有爱国心的公民一样。我们希望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成功；我们希望奥运圣火的传递能够顺利进行，任何表达意见的权利和愿望不成其为以暴力干扰奥运圣火传递的理由；我们反对西藏独立；我们为在西藏发生的暴力和破坏，以及随之而产生的其他暴力事件痛心。
奥运圣火在法国巴黎传递遭到袭击，引起人们不愉快，这是一回事，而以号召抵制法国货，尤其是抵制家乐福表达愤怒，表示爱国，这是另一回事。当一些人在家乐福超市门前阻止顾客进去购物，甚至用照相机、摄影机拍摄顾客，阻止和威胁他们，这已经是侵犯他人的自由和权利的违法行为。
我常去家乐福超市购买食品，我看到的全是中国产品和中国员工，当我刚一听到抵制家乐福的号召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抵制首先损害的是中国人的利益。后来我知道，家乐福在中国的员工99%是中国人，在中国卖的商品有95%以上是中国制造。我想问那些发起抵制的人:你们有什么权利，有什么理由让无辜的中国员工和中国供应商成为惩罚的受害者？
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对社会波及面这么大，后果这么严重的行为，发起者绝对有责任提供充分的证据和理由。但是，人们得到的只是在网上流传的消息，说家乐福的大股东支持西藏独立。我感到惊讶的是，成千上万的人因此义愤填膺、摩拳擦掌，任由冲动支配行动，但没有人去追问证据是什么，证据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后来，家乐福方面不断作出澄清，对流言加以否定，并重申家乐福将尽全力支持北京奥运会，由于发起抵制的人没有反驳这样的声明，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原来的说法是假的。问题是，那些大叫大嚷的人怎么不问一下自己，为什么凭一条不实的流言就轻率行动？
我认为，这次抵制家乐福只是一个低级的错误，如果问题不是那么低级，比如说，如果家乐福的大股东真有被指控的行为，会有更多的人经不起理性的考验。我的意思是说，即使真有家乐福的大股东做过被指控的行为，那也不构成抵制的理由，道理很简单，懂得现代公司制度的人都知道，股东的政治态度并不等于公司的政策。我看到网上有人发表这样的意见:请问这关家乐福什么事呢？你说路易威登犯了错，而路易威登是家乐福的大股东，所以要抵制家乐福，那我引申一下:中国持有美国国债规模世界第二，可以说是美国的大股东，那是不是说美国打了伊拉克战争，一些阿拉伯国家的朋友因此要抵制中国呢？
有人即使在知道有关家乐福的传言不真实之后，还坚持抵制是正确的，他们强词夺理地说，抵制家乐福并非单一针对家乐福一家企业，更多是希望向国际社会传达出中国民众的声音。这种说法等于说，宣泄情绪是天然合理的，后果是可以不管的，做一件事是否公正是可以不考虑的。
我想起了卢刚事件。1991年11月1日，在美国爱荷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卢刚在校园中开枪打死系主任、教授和同学。对于这种丧心病狂的屠杀，按照上面的思路，美国人可以对其他中国人表达他们的悲愤，实行惩罚。但是，美国人没有这样做，相反，最有资格愤怒的一位死者安妮的家属在安葬自己死去亲人的当天给卢刚的家人写了一封信，其中说:“当我们沉浸在沉重的悲痛中时，我们也在我们的关心和祈祷中纪念你们·——卢刚的家人们。因为我们知道你们也一定沉浸在沉重的悲痛中，你们也一定和我们一样为周末所发生的事所震惊。安妮相信爱和宽恕。我们也愿意在这一沉重的时刻向你们伸出我们的手，请接受我们的爱和祈祷。在这悲痛的时刻，安妮一定是希望我们心中充满了怜悯、宽容和爱。我们清楚地知道，此刻如果有一个家庭正承受比我们更沉重的悲痛的话，那就是你们一家。我们想让你们知道，我们与你们分担这一份悲痛。”
这次家乐福事件使我想起古斯塔夫·勒庞在他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中的评论，他说，当人们聚集成一个群体时，一种降低他们智力的机制就会发生作用；群体不善推理，却急于采取行动；群体的情绪简单、夸张、易受暗示、轻信，所以不懂怀疑与不确定性；观念只有采取简单明了的形式，才能被群众接受，只有进入无意识领域，变成感情，才会产生影响。
民族主义的出路:宪政爱国主义
从上世纪90年代到今天，民族主义情绪在中国是不断高涨，一有机会，特别是一旦发生某种国际事件，它就会以极端、盲目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样的事实提示我们，在现在和未来，民族主义将是中国社会思潮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需要我们正确对待。
从历史的角度看，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不断受到列强的侵略和欺负，虽然中国人早已站起来了，但整个民族在近代以来所遭受的耻辱似乎还没有雪清，对于不少人来说，这100多年来心中憋着的那一口恶气还需要找机会畅快地吐出来。现在，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国家快速崛起，很多人心中开始躁动某种情绪，这种情绪的表现形式就是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双面刃，它既可以伤害敌人，也可能伤害自己。民族主义只提供动力，而不提供方向，在外敌入侵时，它像战马一样背负我们冲向战场，但在更多的时候，它也可能带着我们离开正道，去向危险的地方。因此，有必要给民族主义这匹野马套上理性的缰绳。
中外历史都向我们说明，民族主义情绪很容易压倒理性的思考和判断。20世纪的大哲学家罗素曾经回忆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他和英国剑桥大学的同事们都忧心忡忡，关心时局，并共同签名发表声明，要政府保持中立，不要卷入战争。但战争爆发后几乎所有的人一夜之间就改变了态度，丧失理智地变成沙文主义者，狂热地支持战争。罗素因为坚持反战立场被著名作家威尔斯痛骂，他的好朋友、哲学家麦塔格发起运动要把他驱逐出剑桥大学。他说:·作为热爱真理的人，所有交战国的民族主义鼓动都使我恶心，作为文化的热爱者，回复到野蛮主义使我吃惊。”
我注意到一种有趣的现象，很多中国人平时还是有比较强的分析能力和批判精神，在谈到日常生活中，自己身边发生的种种不公正事情时，他们的怀疑、抨击、判断往往是中肯的，但一旦发生国际纠纷，一旦要他们评判发生在遥远国度的事情，一旦有关的社会文化、法律政治、风俗习惯与我们这边大为不同，他们的判断能力就大大变样了，他们一下子就变得盲目、人云亦云。我认为，民族情绪的狂热发泄，首先是信息缺乏和信息歪曲的问题，对于人们有亲身体会的事情，这种问题不存在，但对于遥远的，跨出国界的事情，人们的幼稚、简单甚至无知就暴露出来了。所以，理性民族主义的首要之点，是要意识到信息匮乏的问题。
理性民族主义还要求我们，要区别一个国家的建国理念、立国原则和它的国家利益，它的地缘政治学考虑。头脑简单的人往往处于两个极端，一种人在某个西方国家与我们发生纠纷或利益冲突时，对之全盘否定，连原来承认是先进的理想、原则、制度、做法都变得一无是处，如果还有人继续主张参考、借鉴、学习，就被扣上·崇洋媚外”或·卖国”的帽子，这与其说是有志气，不如说是愚蠢。另一种人刚好相反，他们认为西方国家的宪政民主、法治是好的，他们的一切对外政策就是正义的，以为与他们抗争就是否定我们原先肯定的价值，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也很害人。他们应该懂得，你可以是某个好球队的粉丝，但它的球员犯了规，你不能还是叫好。
我觉得，当代著名政治思想家哈贝马斯提倡的宪政爱国主义值得我们考虑。
我想用我们熟悉的语言来表述宪政爱国主义，它是说，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作为把不同种族、文化、宗教、语言的人群维系在一个共同体中的东西，不是民族性，而是以宪政民主为基础的政治文化。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以主体民族的文化历史特性为代表的民族主义不足以成为凝聚不同民族的力量，同时，民族主义只与传统文化相关，它缺乏现代政治的价值指向，比如个人的自由、权利、法治，由民族主义凝聚的共同体中的成员很可能是臣民，只有以宪政爱国主义凝聚而成的国家，其成员才是公民。
哈贝马斯的这种宪政爱国主义思想还得到当代另一位政治思想家罗尔斯的支持。罗尔斯指出，在当代文化和价值多元化的情况下，要把具有不同宗教、文化传统的人群维持在一个共同体之内，必须在这些文化价值之间找到交叉的、共同的东西，以形成共识，作为大家遵循的指导性原则。这种交叉共识不会是宗教、文化性的，只能是政治性的。在这种原则指导下的国家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国家。
我认为，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人类历史上全新的全球化时代，不论是内政还是外交，指导原则都会出现一些前所未有的特征，与近代民族国家产生和发展时期不同。民族国家不会消失，但立国理念和国与国相处的规则会有新的内容，使得国家的政治生活、公民的个人生活更文明，更美好。